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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珍藏百年的大钊来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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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28日,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纪念日。

94年前的这一天,李大钊为了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慷慨赴死,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笔。

94年后,一封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的署名“大钊”的信在石家庄出现。

这封信的持有者和李大钊有什么关系?信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?

视频摄制: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

87岁的宁瑞娟和儿子张光宁正在向记者介绍李大钊亲笔信。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

 

一封信四代人珍藏

“绍先吾兄,先生大鉴,前趋谒,未遇为怅。葆华、星华在邑读书,请多照拂,谢谢!敝村设立华严女学一所,希望辅臣先生多拨点补助费。

今虽专函商榷此事,但恐筹拨之数较少,不足以供用,仍望吾兄晤辅臣时代达弟意,以免别生障害也。弟拟于十六日返都,以后有所赐教,希即递函都中。至祷此叩。”

4月23日,河北师范大学职工宿舍北院,87岁的宁瑞娟老人小心翼翼地拨开一层保护绵纸,一封毛笔书信呈现在记者面前。这是一封竖行格式书写的旧书信,三张泛黄的信纸上有几处水渍,字迹却依然洒脱、清晰。

信件全文100余字,言简意赅,落款为“弟 大钊”。

“这封信,是当年李大钊先生写给我祖父宁绍先的亲笔信。从我祖父到我儿子这代,我们家四代人已经将其珍藏了100年。”宁瑞娟说。

“根据推断,信件应该写于1920年春天。”宁瑞娟介绍,“当时,李大钊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活动。偶回乐亭老家,却没见到祖父,于是便留下此信,托其对自己的子女多加关照。信中提到的葆华、星华,就是李大钊当时在乐亭县城读书的儿子和女儿。”

此外,信中提到李大钊在乐亭创办的女子学校“华严女学”,并请宁绍先转告“辅臣先生”,请其平日对学校多些关照和资助。

从信件内容不难看出,李大钊和收信人宁绍先应该十分熟络。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,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,和宁绍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?

“祖父宁绍先是土生土长的乐亭人。他出身书香世家,知识渊博、思想开明,还懂医术。祖父的老宅在县城北街王家胡同,距李大钊的出生地大黑坨村大概十几公里。”宁瑞娟说,“祖父比李大钊年长几岁,有人说他们是永平府中学的同学,但祖父并未提过此事,所以这个说法今天已经很难证实或者证伪。”

宁瑞娟推测,也有可能,身为同乡的两人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遇相识。“祖父赞成大钊先生的共产主义主张,大钊先生欣赏祖父知识渊博、思想开明,于是互相建立信任,并成为挚友。”

“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,收藏这样的信件风险很大。但作为他的挚友,祖父敬仰李大钊的风范气节,还是将来信精心珍藏。”宁瑞娟回忆,“祖父一直把信放在卧室炕头的立柜里,一放就是几十年。直到上世纪60年代祖父去世,信才原封不动地传到了我父亲手里。”

1976年,唐山发生大地震,宁家在乐亭的老宅在地震中全部倒塌。即便如此,宁家人还是将信件从废墟中刨了出来。

耄耋之年的宁瑞娟至今仍清楚记得,地震第二年,父亲从祖宅被毁的乐亭老家来石家庄投奔自己时,“身上几乎什么都没带,却带着这封信。”

返回老家之前,父亲将信件交给宁瑞娟,并嘱咐她精心保管。

“前些年,母亲一直把信放在书柜里保存。后来,母亲年纪越来越大,就把信交给了我。为了防止信件破损,我特意用绵纸做了外层保护,平时能不动它尽量不动,以减少破损的可能。”宁瑞娟的儿子张光宁说。

到今天,这封经历过洪水、地震等多次天灾的书信,已被宁家四代珍藏百年。

李大钊写给宁绍先的亲笔信第一页。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

 

为研究李大钊提供更多细节

“来信已阅悉,女教习已聘妥。翟女士年薪二百五十元,望大家设法筹款,不日起程,(一去)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,知会会上诸公,赶快为女教习备一小院,(我看南学最好)以便教习携她的丈夫同来,此事最方便,初办女学,难得如此,如何?赶快来信。钊。”

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展厅内,另一封李大钊亲笔信安静地躺在玻璃展柜内。

“这封信件写于1920年,内容是有关李大钊为筹办乐亭县大黑坨村女子学校,聘请一位姓翟的女教师的事。李大钊在信中说,自己已为该教师准备了20元盘缠,其几天后就可动身去大黑坨村任教,并嘱托家乡亲友尽力为外来教师及家人提供好食宿安排。”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介绍。

这封信,如今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从信件内容和写信时间看,该信件与宁瑞娟手中的信有一定的联系。事实上,这两封信的收信人,都是宁绍先。记者了解,有关方面正跟宁瑞娟一家接洽信件确认等事宜。

藏于李大钊纪念馆的这封亲笔信,捐献者是宁绍先的孙子、宁瑞娟的弟弟宁大明。

“1977年父亲从乐亭来石家庄时,带了两封李大钊亲笔信,一封交给了我,一封交给了我弟弟。从时间来看,这两封信相隔时间不长,因此信中内容多有相似之处。我觉得,这两封书信应该算是姊妹篇吧。”宁瑞娟说。

在李大钊的研究者看来,这两封字数不多的书信背后,体现的是李大钊除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”这个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,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子教育等问题的关心和关注。

“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,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社会问题,探索救国救民道路。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文通说,“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是李大钊关注重点之一。在反对女子缠足旧习俗、倡导男女平等与加强对女子的现代教育方面,李大钊既有相关思想阐述,又有实践活动。”

1919年寒假,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李大钊回到家乡乐亭县,发现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思想禁锢下,很多女孩子没有读过书。为了给女孩们提供就学机会,他邀附近的开明乡绅及热心公益人士,共商在家乡开办女校一事。

有关专家分析,当时,李大钊举荐宁绍先为学校男教师,回到北京后又多方奔走,聘请到了翟女士前往大黑坨村任女教习。这两封信,或是在此期间转给宁绍先的。

“这两封紧密相连的信件,让李大钊兴办女学一事跃然纸上,见证了李大钊为创办女学付出的时间和精力。”朱文通说。

历经种种困难和考验,1920年初,李大钊终于在家乡华严寺原址建起了学堂。

“学堂的革新表现在招生时招女孩子上学,即细分出华严女校。上学的女孩子都得放脚,不准裹小脚。”华严女校招收的首批女学生谷月辉曾这样回忆。

“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,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。”开学当天,李大钊还亲自为学校写了一副对联,贴在学校大门左右。

“因为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的时间较早,在白色恐怖统治下,留下来的研究资料比较少,有关李大钊的回忆往往缺乏有力的证明材料。可以说,这两封亲笔信为后人研究李大钊提供了更多细节,也是对其热爱家乡、关心教育等说法的最好佐证。”朱文通说。

李大钊写给宁绍先的亲笔信第二页。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

 

大钊精神代代相传

“在我父亲的讲述和我的记忆里,除这两封外,没有发现其他李大钊书信。”宁瑞娟说。

宁瑞娟告诉记者,大约在1920年以后,宁绍先经李大钊介绍,从乐亭前往北京大学工作。“两人在一起工作后,可以经常见面,自然也就不需要过多书信往来了。”

1927年4月初,李大钊被捕。此后,宁绍先曾积极发动北京乐亭同乡会参与营救,但未能成功。

20多天后的4月28日,李大钊英勇就义。

对于李大钊的牺牲,宁绍先和当时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感到痛惜、悲愤。但对李大钊本人来说,为革命“壮烈的牺牲”,是他在传播共产主义精神之初就有的认识和觉悟。

李大钊生前曾以《牺牲》为题写文,文中直抒胸臆道:“人生的目的,在发展自己的生命,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,因为平凡的发展,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。高尚的生活,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”

“从那时起,李大钊思想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识,那就是为信仰和事业献身才算死得其所。”专家分析。

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感染了无数人,包括挚友宁绍先和他的后人。

李大钊牺牲后,宁绍先辞职离开北京,返回乐亭家乡。回乡后,他和家人在乐亭县城北街经营书局,继续传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。

“上世纪30年代,我的叔父宁作民也参加了革命,并成为乐亭县地下党县委委员。另外,我的姨父也是地下党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家在王家胡同的老宅和经营的书局,就成为乐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。”宁瑞娟说。

一次,反动派到宁家抓捕宁作民,却扑了个空,恼羞成怒之下,他们把宁瑞娟的伯父宁泽民抓走了。后来,经乐亭社会工商界多方联系,才将其营救出来。宁瑞娟回忆,因为家里有人参与革命的缘故,宁家曾数次遭到反动派搜查。

1941年,宁作民牺牲在抗日战场。牺牲时,他唯一的女儿只有六七个月大。

受家庭影响,宁瑞娟的堂兄宁艺一(原名宁大生)也于16岁参加革命。上世纪40年代,宁艺一跟随地下党组织奔赴湖北,直到1950年才通过书信与家人取得联系。当时,他在部队已是中尉。

“由于当时年纪较小,我的母亲和舅舅未能参加革命,但他们后来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,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。”张光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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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钊就义前后

94年前的今天,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,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。

此时,距离李大钊被捕入狱,仅过去了22天。

事实上,在李大钊被捕入狱后,京津各报社和北京各界社会进步人士,都为李大钊呼吁。河北乐亭同乡300多人则联名上书陈情,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。

但最终,这些营救都未能成功。

由于行刑过程是在看守所秘密进行,许多细节今天已无法考证。只有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《晨报》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:“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,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……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,故同时仅能执行两人,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,计自2时至5时,20人始处刑完毕。首登绞刑者,为李大钊,闻李神色未变,从容就死。”

如今,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,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。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,淡定从容。

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,第二天才知噩耗。报纸上说,“李大钊身后事凄凉,李妻闻耗悲痛而泣,气绝复苏者数次,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,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,其孤苦伶仃之惨状,见者莫不泪下”。

牺牲之后,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妙光阁浙寺里存放了6年。

1933年4月中旬,蒋梦麟、章士钊、白眉初等北大教授、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。

队伍从浙寺出发,沿宣武门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前进。在西单路口,队伍突然停下来,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。

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,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:“今天一大早,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,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。”大家围上来一看,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,内刻镰刀斧头,碑文是“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”。

大家商量再三,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,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。

1982年,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。移灵安葬时,人们想起那块墓碑,一挖果然挖到。如今,这块墓碑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。

(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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